苏轼名篇《潮州韩文公庙碑》：“盖尝论天人之辨，以谓人无所不至，惟天不容伪。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鱼；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妇之心。故公之精诚，能开衡山之云，而不能回宪宗之惑；能驯鳄鱼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镈、李逢吉之谤；能信于南海之民，庙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于朝廷之上。盖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这是“辨析”还是“辩论”？够“权威”了吧？
再举个现代的例子：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释究天人之际”先说“天人之际”。古人与今人的理解一定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再不会过分扭结于“天人感应”的玄虚奥理，而会更看重人类历史活动的内外环境，特别是自然生态环境对历史的影响。例如我国至少从新石器时代早期起，先人已经显示出“以农为本”的格局，并且有逐渐抛弃游牧、畜牧，改事家畜饲养的趋向。大致到了春秋战国，至少中原地区已经耕地连作、精耕细耨，走上了单一化栽培农业的道路，而把游牧部族驱赶到长城以北。通过中西历史比较，我们现在已经意识到，这一张一弛的特殊经济格局，对中国的历史走向迥异于西欧，政治生态常因北部边境“生存空间”的紧张而反复动荡，关系非小。探究这种经济方式的演进，无疑是与我国内地处于温热带，气候温暖湿润，特别适宜栽培作物的发展环境有关。农副相兼，也是因为作物的残秆和遗留或多余的谷物，为家畜饲养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何乐而不为？所以，比较西欧放弃“二圃”或“三圃”的休耕制度（中国与之类似，西周曾有菑、新、畬的休闲制），我国至少要先进二三千年。1972年竺可桢的名作《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化的初步研究》，是自然生态史方面的杰作。现在它已获得了考古发现的充分支撑，印证了先秦时代黄河流域的气候确实普遍比现在温暖。何炳棣更进一步提出了对黄河流域植被分布与黄土土壤性能的历史分析（《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这些都是以全新的“天人之辨”诠释我国“农业文明”形成和中原地区长期处于文明“核心地位”的成功范例。